宋朝百萬大兵爲何不敵遼國?問題竟然出在這裏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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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唐末五代時,藩鎮驕橫,兵亂頻仍,當時社會幾乎大家都當兵,讀書人像要沒有了。開頭軍隊還像樣,以後都變成了老弱殘兵。軍隊不能上陣打仗,便把來像罪犯般當勞役用。其時凡當兵的,都要面上刺花字,稱爲配軍,防他逃跑。如《水滸傳》裏的宋江武松一類人,臉上刺了字,送到某地方軍營中當兵做苦工,人家罵他賊配軍。這是遠從五代起,直到宋朝,沒有能徹底改。這樣的軍隊,當然沒有用。
其實這些軍隊,在漢是更役,在唐則是庸。而宋代之所謂役,在漢代卻是地方自治之代表。此種轉變,極不合理。只因積重難返,宋太祖也只能在這種軍隊中挑選一批精壯的另外編隊,就叫禁軍。禁軍的挑選,身長體重都有規定,因此禁軍比較像樣;不合這標準的,留在地方作廂軍。廂是城廂之義,廂軍是指駐在各地方城廂的。這些兵,並不要他們上陣打仗,只在地方當雜差。地方政府有什麼力役,就叫他們做。
照理,宋代開國第一件該做的事,便是裁兵復員。而宋代卻只照上面所說的這樣裁,至於復員則始終復不了。這也因宋代得天下,並未能真個統一了全國。他們的大敵遼國,已經先宋立國有了五十多年的歷史。所謂燕雲十六州,早被石敬瑭割贈遼人。當時內蒙大部、遼寧乃及山西、河北的一部分疆土,都在遼人手裏。北方藩籬盡撤,而宋代又建都開封,開封是一片平地,豁露在黃河邊。太行山以東盡是個大平原,騎兵從北南下,三幾天就可到黃河邊。一渡黃河,即達開封城門下。所以宋代立國時沒有國防的。
倘使能建都洛陽,敵人從北平下來,渡了河,由現在的隴海線向西,還需越過鄭州一帶所謂京索之山,勉強還有險可守;若從山西邊塞南下,五臺山雁門關是那裏的內險,可算得第二道國防線,要一氣衝到黃河邊,還不容易。所以建都洛陽還比較好。若能恢復漢唐規模,更向西建都西安,那當然更好。
但宋太祖爲何不建都洛陽西安,而偏要建都開封呢?這也有他的苦衷。因爲當時國防線早經殘破,燕雲失地未復,他不得不養兵。養兵要糧食,而當時的軍糧,也已經要全靠長江流域給養。古代所謂大河中原地帶,早在唐末五代殘破不堪,經濟全賴南方支持。由揚州往北有一條運河,這不是元以後的運河,而是從揚州往北沿今隴海線西達開封的,這是隋煬帝以來的所謂通濟渠。米糧到了開封,若要再往洛陽運,那時汴渠已壞;若靠陸路運輸,更艱難,要浪費許多人力物力。宋代開國,承接五代一般長期混亂黑暗殘破的局面,沒有力量把軍糧再運洛陽去;長安一片荒涼,更不用提。爲要節省一點糧運費用,所以遷就建都在開封。宋太祖當時也講過,將來國家太平,國都還是要西遷的。
在當時本有兩個國策,一是先打黃河北岸,把北漢及遼打平了,長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。這個政策是積極進取的,不過也很危險。假使打了敗仗,連退路都沒有。一個是先平長江流域,統一了南方,再打北方,這個政策比較持重穩健。宋太祖採了第二策,先平南方,卻留着艱難的事給後人做。所以宋太祖臨死,聽他母親話,傳位他弟弟趙匡義,這是宋太宗。太宗即位,曾兩次對遼親征,但都打了敗仗。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門外去西山頤和園的那條高粱河邊上交戰。這一仗打敗,他自己中了箭,回來因創死了。在歷史上,這種事是隱諱不講的。
只因宋代開國形勢如此,以後就不能裁兵、不能復員,而同時也不敢和遼國再打仗。因爲要打就只能勝、不能敗,敗了一退就到黃河邊,國本就動搖。在這種情形下,宋代就變成養兵而不能打仗,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養兵。更奇怪的,養了兵又不看重他們,卻來竭力提倡文治。這也未可厚非,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,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國歷史的逆流扭轉過來了。在宋人只想把這些兵隊來抵禦外患,一面提倡文治,重文輕武,好漸漸裁抑軍人跋扈,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轍。因此上養兵而愈不得兵之用,以後就愈養愈多。《水滸傳》說林沖是八十三萬禁軍教頭,實際上太祖開國時只有二十萬軍隊,太宗時有六十六萬,到仁宗時已經有了一百二十五萬。
所以王荊公變法行新政,便要着手裁兵。裁兵的步驟,是想恢復古代民兵制度,來代替當時的傭兵。但民兵制度,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國,遂有所謂保甲制,先在黃河流域一帶試行。保甲就是把農民就地訓練,希望臨時需要,可以編成軍隊,而又可免除養兵之費。
論到募兵制,本來也非全要不得。在某種地方某種情形下,募兵也很有用。但須有一確定的敵人做目標,而且非打不可,在幾年內,定要把敵人解決。在這種情形下,募兵可以刻意訓練,及鋒而試,或許比全國皆兵制還好些。東晉的北府兵便是募兵,也曾建了奇功。但宋代的國防精神是防禦性的,不敢主動攻擊,用意始終在防守。把募兵制度與長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,這卻差誤了。一個士兵募了來,輕易不脫行伍,直養到六十歲,還在軍隊裏。其間只有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十年可用,三十歲到六十歲這三十年,他已老了,而且在軍伍十年,精神也疲了。這樣的軍隊,有名無實,於是只有再招新的。因此軍隊愈養愈多,紀律又不好。隊伍多了,雖不易捍禦外侮,卻很能引起內亂。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來的驕兵悍卒,但宋代依然是兵驕卒悍。國家不能不給他們待遇,而且須時時加優,否則就要叛變。政府無奈何,加意崇獎文人,把文官地位提高,武官地位抑低。節度使閒來沒事做,困住在京城,每年冬天送幾百斤薪炭,如是種種,把他們養着就算。養了武的又要養文的,文官數目也就逐漸增多,待遇亦逐漸提高。弄得一方面是冗兵,一方面是冗吏,國家負擔一年重過一年,弱了轉貧,貧了更轉弱,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轉這形勢來。
在宋太祖時,因防兵卒驕惰,又規定禁軍分番戍守之制。地方兵廂軍是擺着無用的,各邊防守全須派中央禁軍去。但亦不讓其久戍,譬如今年戍河北的,隔一年調中央,又隔些時再調到山西,這又與漢唐戍兵退役不同。宋代是沒有退役的,不在邊防,即在中央,仍是在行伍中。如是則一番調防,在軍人只感是一番勞動,因此又要多送他們錢。因此宋代雖連年不打仗,而經費上則等於年年動員、年年打仗。軍隊老是在路上跑,並且又把將官和軍隊分開了。軍隊一批批調防,將官還是在那裏不動,如是則兵不習將,將不喜兵。這也是怕軍人擁兵自重,然而緩急之際,兵將不相習,也難運用。所以整個宋代,都是不得不用兵,而又看不起兵,如何叫武人立功?宋代武將最有名的如狄青,因其是行伍出身,所以得軍心,受一般兵卒之崇拜。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,又要黃袍加身,於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,結果宋代成爲一個因養兵而亡國的朝代。
然而宋代開國時,中國社會承襲唐末五代,已飽受軍人之禍了,所以宋代自開國起就知尚文輕武。宋太祖臨死有遺囑告訴他後人說:你們子孫相傳,絕對不能殺一個讀書人。他們牢守此家訓,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。直到南宋,還是守着不殺士大夫的遺訓。豈止不殺,宋王室實在是懂得優獎文人的。因此過了百十年,能從唐末五代如此混亂黑暗的局面下,文化又慢慢地復興。後代所謂宋學--又稱理學,就是在宋興後百年內奠定基礎的。這一輩文人,都提倡尊王攘夷,明夷夏之分,又提倡歷史傳統,所以中國還能維持,開闢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國史,一直到現在。正因宋代人那樣尚文輕武,所以好鐵不打釘,好男不當兵的話頭,也就從那時傳下來。
我們今天從歷史上平心評論,只能說宋代人爲了補救唐代人的毛病,而並沒有完全把毛病糾正過來,我們卻不能請怪宋人。須知有許多毛病,還該怪唐代人。唐代窮兵黷武,到唐玄宗時,正像近代所謂的帝國主義,這是要不得的。我們只能說羅馬人因爲推行帝國主義而亡國,並且從此不再有羅馬;而中國在唐代窮兵黷武之後仍沒有垮臺,中國的歷史文化依然持續,這還是宋代人的功勞。我們不能因他太貧太弱,遂把這些艱苦一併抹殺。
中國的地理形勢,到了黃河流域,就是大平原;一出長城,更是大平原。所以在北方作戰,一定得要騎兵。而中國之對付北方塞外敵人,更非騎兵不可。而騎兵所需的馬匹,在中國只有兩個地方出產,一在東北,一在西北。一是所謂薊北之野,即今熱察一帶;一是甘涼河套一帶。一定要高寒之地,才能養好馬。養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養,要在長山大谷、有美草、有甘泉、有曠地,才能成羣養,才能爲騎兵出塞長途追擊之用。而這兩個出馬地方,在宋初開國時,正好一個被遼拿去,一個被西夏拿去,都不在中國手裏。與馬相關聯的尚有鐵,精良的鐵礦亦都在東北塞外,這也是宋代弱徵之一。
王荊公行新法,一面想訓練保甲,一面又注意到養馬。但在中國內地養馬不方便,據當時人估計,養一匹馬所需的土地,拿來種田可以養活二十五個人,這是在農業社會裏要準備戰爭一大缺點。王荊公不得已,定出保馬政策,讓民間到政府領馬養,把馬寄養在私家,一匹一匹分散養。平時民間可以利用領養之馬;遇到戰爭需要,再臨時集合。這種事,民間當然情願做,領一匹馬來平時作牲口用,卻不曉得馬在溫溼地帶飼養不易,很容易生病死亡。但馬死了要賠錢,於是農民把養馬看作苦事。政府卻要挨派,於是保馬變成一秕政。其實這一方法縱使推行有效,遇到戰事,一羣羸弱之馬也未必真有用。在這一制度上,也可告訴我們宋代國防上所遭遇的大難題。
再說當時長城內險,自居庸關到山海關一帶,都已在遼人手裏。遼人倘向南衝來,又怎樣辦呢?真宗時澶淵之盟,即由此形勢下逼成。自宋遼兩國講和以後,宋朝的國防形勢是很可憐的。兩國既不正式開戰,中國人也不好正式佈置邊防,只獎勵民間種水田,多開渠道,於渠旁多植榆楊。萬一打仗,可以做障礙,稍稍抵禦遼人之大隊騎兵。這可說是無法中的辦法,這真是極頂可憐的辦法。但這辦法縱可憐,遼人也懂得,還是時時不許中國開溝渠、種水田。又在冬令時,放隊四出小掠,把中國邊境農村燒殺破殘了,讓中國永久不能有沿邊的防禦線,他們可以隨時入侵,如是威脅着中國只好保持和議。算只有山西一面,太原向北,還有一道雁門關內險,這就是楊家將楊老令公楊六郎等守禦的一條線。不過這是次要的一線,主要的還是在河北。此線無險可守,主要的國防線算是拒馬河,亦在涿州附近,這是宋代中國不得已的一條可憐的國防線;由此一退下來,就直扣首都開封之國門;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帶,漸漸和黃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;至於過了長江,形勢更不同,所以南宋還能守江淮。這是宋代國防上的先天弱點,我們也不能一一怪宋人。
自然,宋代如果能出一個大有爲之主,就國防根本條件論,只有主動地以攻爲守,先要大大地向外攻擊,獲得勝利才能立國,才能再講其他制度;現在是以防禦來保國家,而且是一種劣勢的防禦,遲早總要失敗,再遷就這一形勢來決定其他制度,自該無一是處了。
其實中國自古立國,也沒有不以戰鬥攻勢立國的。秦始皇帝的萬里長城,東起大同江,西到甘肅蘭州黃河鐵橋,較之宋代這一條拒馬河,怎好相提並論呢?況且縱使是萬里長城,也該採用攻勢防禦,所以終於逼出漢武帝的開塞出擊。宋代軍隊又完全用在消極性的防禦上,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訓深,才矯枉過正至於如此。進不可攻,退不可守,兵無用而不能不要兵,始終在國防無辦法狀態下支撐。幸而還是宋代人特別重視讀書人,軍隊雖未整理好,而文治方面仍能復興,以此內部也還沒有出什麼大毛病。其大體得失如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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